煤炭人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数百年之久，当有该权利。

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的开庭审理已经结束。当薄熙来知道谷开来杀人后，没有及时向有关机关报告，或督促妻子自首，涉嫌包庇罪。

不过，薄熙来本人倒已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法治之重要：我希望公诉人不要把我在法庭上讲我的意见当作是恶劣的行为，当作是翻供。这一举措，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司法规律。但法庭并非书记演讲的会场，他太想说，太爱说，将法庭作为最后的舞台，反而固定了一些对他不利的证据，并且暗示了漏罪的线索。薄熙来的最后陈述，将戏剧推向更高的高潮。开审前，该案就举世瞩目。

他会得到法庭和民众的同情吗？他会因此获得较轻的判决吗？这些有杀伤力的事实，在薄王对质时，他并未抛出。高潮同时，法庭审判的戏剧落幕，而娱乐片则开始新一轮的演绎。在人类历史中，东方中国与西方具有一种同异相承续相错综相呼应的节奏。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历史印章，盖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个人以家庭为中介归属 社会。在西方世界的思想理论家看来，东方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没有教会的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上述引文源自孙万鹏《灰熵论》一书，百通[香港] 出版社，2012年2月2版第一次印刷）。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国家制度 与社会制度 之间的区别愈来愈明显。历史前进到今天，应该从合理合目的走向不合理不合目的，又从更高层次的不合理不合目的走向合理合目的的真实的的历史逻辑演进的视角，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

中国的小农和地主经济的基本形式是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从这一点看，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公社 类似于中世纪西欧的庄园。

从这一角度看，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顺着历史大惯性最终走向以国家（党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的政治架构的历史，也是一部社会国家主义的历史。因为在此之前，近现代中国实际走过的只有大清帝国末期的中体西用及民国时代的三民主义 的道路。这至少可以证明小小满族是一个历史上伟大的民族——当然，是传统中国数千年强大而又弱小的国家造成了这个伟大的民族。基督教的这种使命观念 使西方人意识上都变成了上帝的囚犯，因而都需要进行灵魂的自我改造。

从而为天命神论堆积了深厚的土壤。其二，是西北对东南、游牧对农耕的攻伐融合。因为西方拿破仑的子孙们包括俄国及后来居上的日本在内，一边向世人宣示着东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用达尔文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的丛林原则驱逐中华民族。张木生先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的序言中，说到中国历史有两大特色，其一，是国家大一统。

家有制，在历史上是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数千年来，中国虽然一直维持着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但它并不担负直接组织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职能。

在民间， 最小的社会构成要素是家（家族）而不是个人。这种上层建筑用氏族纽结来确定人们的社会关系，自然血缘关系就好象被宗法原则组织起来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面前的屏障，人们无法看清他们的真实的地位，而把无可更改的血缘关系所造成的社会环境看成不可抗拒的命运。

章太炎曾说新莽此举，恢复了千载绝迹。看来，西方是幸运的，虽然有过神权中断公民权与精神的历史时期，但通过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丶宗教改革丶思想启蒙终于锻造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权与精神，从而为宪政民主政制奠定了根基。有人说，宪政在中国是痴人说梦自阻前途，也许他们比主张宪政者更清楚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因素，从而企图开启另一道路，但，确实有人在开历史倒车。今人大都在写人 字文章，但他们不知道人 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的古希腊的宠儿。1949年以后，1950-1952年实行土改时，县以下的乡村还是处于高度的自组织状态。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均为安追求天下太平天下公平，要求天下为公。

自马略和苏拉以后，当局从未想过在帝国事务上让公民们发表意见。这一点可以解释东方中国曾经达到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水平。

七对现代政制有影响的中国传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我前面所讲的历史观中已经点到，这里再作一点引伸。在西方，通过近代以来工业革命的洗脑，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各自清晰的边界与程序。

东方中国的历史，无论是前春秋战国还是后春秋战国，是一个真正的自然历史过程——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直接地、纯粹地演化过来。把宗教从政治剥离出来转而个人的信仰宗教，东方中国走在人类的前头。

六 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对现代政制有影响的中国传统究竟是什么呢？ 本文上篇发布后，有位先生给我发了一个评论，现抄录如下： ——本人认为楼主没分析到点子上。已故的历史学家高华先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因为1980年代的党政分开丶新闻自由丶结社自由丶代表竞选等已经触动到中枢神经。村庄各户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宗法关系，往往是一个同姓家族繁衍的结果。

最近30年的攺革开放 却成为宪政的前凑。对于中国来说，起自中华民国与传统的政治架构的实质性的区分是：解脱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的千年枷锁。

他写着：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也。也正因为如此，大一统是一个强大与弱小的矛盾的自我同一体。

而西方的历史，无论是前古希腊文明还是后古希腊文明不存在一个在当地的原有基础上直接地、纯粹地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在中国，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公社 体制 的确立，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公有化改造的完成——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吻合在一起（从前是混沌的一），从而建立起一个有史以来权力逼近无穷大的国家。

在人类社会中，一切帝国丶一切政府和一切组织，归根结底都是认识和意志的产物。若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所有制在中国，是国家 与民间 这一个矛盾自我同一体的产儿。国家与社会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在中国，朕即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与社会是混沌的一。

据此，我们可以把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简洁地表达如下：——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在中国，早先国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分封分权制，但自公元前3世纪起走上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二千余年。

其实呢，中国历史上，土地公有还是私有（民有）一直处于拉锯的状态。这里，首先要找到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因素，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改造之，进而创造一个同大惯性力量相匹配的社会发展力量。

③个性并非就一定需要改变的。也许拿破仑在告诫西方世界，要主宰全球，主宰人类，就要使东方中国这头雄师永远沉睡着。